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分涉及到法益和法条竞合这类带有某种普遍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因此要想比较好的解决两罪的界分问题，需要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以得出妥当的结论。所谓体系解释，就是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1]体系解释关注的是刑法整体的协调，通过适当的解释，得出“既符合刑法的正义理念，同时又不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2]的结论，使得刑法的适用能够对相同案件做相同处理，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以实现刑法的公正。因此体系解释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解释方法注重条文内部、条文之间、甚至是刑法与宪法及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性；第二，解释的目标在于实现刑法的公正。针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定性的两个层次，可以运用体系解释的思路对两罪进行双层界分。

  （一）第一层界分：通过对“合同”的体系解释区分此罪与彼罪

   刑法分则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规定都有“数额较大”的要求，对此司法解释有明确的标准，但数额是一个量化因素，比较好确定，在认定数额之前，更为重要的是对行为的判断，因为两罪的差异显然不仅是数额上的，更重要的是行为方式上的，只有先确定行为属于哪一种犯罪，才能去考虑该犯罪的数额问题。因此两罪的第一层界分应先抛开数额因素，就客观行为上的区别作一分析判断。

   1.以法益为解释基础

   如前文所述，合同诈骗罪相比于诈骗罪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侵犯的法益不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更主要的是侵犯市场秩序；而诈骗罪侵犯的则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演进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利用签订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陡然增多、危害性愈演愈烈，不仅侵犯了公私财物所有权，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鉴于此，1997年刑法把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立罪名，并置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3]可见，刑法分则之所以对合同诈骗罪作特殊规定，除了提示对这类犯罪予以特别关注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其侵犯的法益与普通诈骗罪不同。而法益具有解释论机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必须根据各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的内容来解释犯罪构成要件，[4]以此来区分行为属于合同诈骗还是普通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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